新闻中心记者 张莞昀

12月20日下午，从哥本哈根到北京的飞机缓缓降落，我校五位教师走下舷梯。13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他们以中国政府顾问团和谈判团团员的身份参与其中，为了地球的未来和中国的使命而努力。

此次气候变化大会被誉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如果说，几年前气候问题还只是专家学者讨论的话题，那么近几年来，即便是普通人也能从酷夏暖冬、飓风海啸、冰川融化中感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责任”与“行动”已经不只是环保主义者高举的标语。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承载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

尽管此次会议的会期只有13天，但多轮相关谈判、协调工作在2009年初就已启动。作为我国能源战略研究的重要支撑单位，我校多位教师投入到前期工作中。

这支以我校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为首的科研队伍来自核研院、环境系等多个院系，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能源问题研究，为我国国际气候问题谈判和国内能源政策制定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当“环保”概念还没有进入大众视野时，他们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着“能源、经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当能源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时，《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的编写与制定融入了他们的心血；当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时，他们又承担起“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多项重点课题。而从1992年我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开始，为国家参与国际气候问题谈判提供咨询建议，成为他们支持国家承担大国使命的任务。在此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的准备过程中，减缓机制的提出、减排数据的测算都是他们工作的重点。

根据谈判需要，最终我校有五位教师走进了哥本哈根的谈判厅：何建坤作为我国政府顾问团成员出席，核研院教师段茂盛参与了《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下设的5个议题，核研院教师刘滨参与了“长期合作行动下的共同愿景”议题，核研院教师滕飞参与了“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计划谈判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议题，环境系教师王灿参与了“公约谈判中关于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而因为腰伤无法成行的核研院教授张希良也在北京时时关注着哥本哈根的进展，随时准备为“前方”提供数据支持。

“去的时候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过程远比我们预想的艰苦。”刘滨说。翻看他们的作息表，就知道会议期间他们几乎没有见过这座“童话之城”的太阳。

每天早晨8点，去会场的班车准时出发，因为哥本哈根的纬度较高，此时天还没有亮。

到达会场后，中国代表团团内协调会、“77国加中国”协调会依次举行。

当时针指向10点，大会谈判正式开始。会议持续到下午1点多，接下来仍是“77国加中国”协调会。可能还没来得及吃一顿正式的午餐，下午的谈判又开始了。

工作时间不断延长，凌晨2点、3点、5点，常常是回宾馆没躺上两个小时就又坐上了出发的班车。回国前的那个夜晚，也是大会开到最紧张的时刻，大家从周五早晨一直熬到了周六下午登机回京。

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吃饭，这样紧张的状态一直持续着。然而，比起会议谈判的艰辛，又是那么微不足道。

为了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更好地传递出去，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设立了“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举行了多场媒体见面会，何建坤也作为主要发言人与来自各国的媒体进行了交流，解读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向世界展示中国低碳之路。因为中国在此次会议中广受关注，有时媒体见面会的长度要比预定时间多出近一倍。

与此同时，四位年轻教师则在谈判桌前“冲锋陷阵”。“如何在多边谈判中取得平衡，时刻保持我国底线是非常重要的。”滕飞说，“虽然有的时候会承受一些不公平的指责，但我们时刻记得维护国家形象，以积极的姿态做好解释工作。”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并不是简单的“多与少”的争论，而是一场涉及各国根本利益的超级博弈，工作层谈判是这场博弈的基础环节。由于个别国家企图将达成共识的进程“拖”进领导人会议，所以工作层谈判被延长。在这个被团员们戏称为“上甘岭战役”的谈判过程中，“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战斗”的意志。“在反复谈判中，我们真的是'寸土必争'，为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会议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只要不吹'集结号'，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刘滨说，这是整个谈判过程中她和伙伴们一直坚守的信条。

经过历时13天的奋战，回到北京时已是周日的下午。但他们没有一丝的放松，第二天又出现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哥本哈根只是一个逗号，谈判在2010年仍将继续，而我们将继续参与，为国家的气候变化谈判和能源政策制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转载于《新清华》第1785期 2009年12月25日